“死亡税率”首先由知名财政学者李炜光前些日子提出，他直言不讳地批评中国征税过重，40%的税负对中国企业意味着死亡，也可以叫“死亡税率”。
而近日玻璃大王曹德旺对“中国税收全球最高”的吐槽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制造企业迁往美国的忧虑与国内企业忍受“死亡税率”的无奈相叠加，在2016年的年末，减税的呼声达到顶点。
中国经济正处于敏感的时点，振兴实体经济成头等大事，“死亡税率”说法的流行，无疑会给有关方面造成某种压力。在批评和辩解，进攻和防守之间，一场关于“死亡税率”的舆论争夺战悄然开打。没有什么比用脚投票更有说服力。“死亡税率”是新提法，背后其实是老问题。“不要让曹德旺们跑了”，前提是“创造一个曹德旺留得住、活得好的环境”。
中国制造业的税到底高到了什么程度？是否已经关系到企业的生死存亡？天津财经大学财政学科首席教授李炜光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现在的利润率，企业普遍反映不高，这说明，我们现在进入了一个低利润率的时代。我们不是说要把企业逼死了才要减税，那时候什么事就都晚了。
当美国在奋力贴钱贴地贴政策吸引我们的企业时，我们应该觉得高兴。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反省，我们是不是被自己的发展冲昏了头脑所以放松了对企业的重视程度？我们是不是被经济疲弱吓得太过因此对企业杀鸡取卵？我们是不是沉溺于发达国家的理论而工业现代化未及便追逐金融服务业过分？我们是不是真的知道什么是企业家精神还是只在保护所谓的明星精神企业家？“美国制造”已强势回归，再不深化改革，中国制造很危险！
中国经济正处于敏感的时点，振兴实体经济成头等大事，“死亡税率”说法的流行，无疑会给有关方面造成某种压力。在批评和辩解，进攻和防守之间，一场关于“死亡税率”的舆论争夺战悄然开打。没有什么比用脚投票更有说服力。“死亡税率”是新提法，背后其实是老问题。“不要让曹德旺们跑了”，前提是“创造一个曹德旺留得住、活得好的环境”。本文整理自智谷趋势、凤凰财知道等媒体报道。
“死亡税率”首先由知名财政学者李炜光前些日子提出，他直言不讳地批评中国征税过重，40%的税负对中国企业意味着死亡，也可以叫“死亡税率”。
而近日玻璃大王曹德旺对“中国税收全球最高”的吐槽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制造企业迁往美国的忧虑与国内企业忍受“死亡税率”的无奈相叠加，在2016年的年末，减税的呼声达到顶点。
而“死亡税率”也遭到了来自官媒和相关部门的联手反驳。环球时报21日刊发评论《中国宏观税负不算高，死亡税率太夸张》，显然针锋相对，而中国税务总局21、22日接连转载多篇文章，为税负辩护，指出“‘死亡税率’说法不靠谱，更多属于情绪表达”、“‘死亡税率’之说，严重误导了社会公众”。
“死亡税率”到底存在不存在？税负重不重，由谁说了算？在这场激战中，一方征税者，另一方是被征税者；一方在朝，另一方在野；一方是相关部门，另一方是商界和学界。
在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这位2015年位列中国富豪榜243位的“玻璃大王”解释为何投资十亿美元在美国建厂，他说：
我只是把工厂迁移，工厂迁移一个是美国人再三要求我在那边办个工厂，第二个是我们国家现在制造业踟蹰不前，为什么呢?中国制造业的综合税务跟美国比的线%。
实体经济税费比较高，各方面成本比较低，利润率很低也很辛苦，导致生存不下去，很多人不愿意干实体经济。最近我们一天到晚说降低税费改革，我们最近也汇总了一下，今年的费跟去年的费(相比)没有任何下降，而且有的费还增加了，特别是环保经费增加太多。
如果政府没有钱，出台政策就向企业收税，如果企业被榨掉了，还能向谁收呢?
22日，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李炜光说：“有些人一直在强调中国企业的税负并不高，这几天，曹德旺、宗庆后等一批优秀企业家站出来质疑，他们终于发声了。”
李炜光早先的调查发现，认为税收负担很重和较重的企业家比例很高，达到87%，认为较轻和很轻的仅占1%。李炜光分析认为：
那么我国企业的实际税费负担率是多少呢？应该在接近40%的水平上。因为我国的宏观税负接近40%，按大口径计算或超过40%，而我国税收有90%是由企业交纳的，个人交纳部分不足10%。
又由于占总额51.43%的税收是由民营企业交纳的，换句话说，民企纳税一点不比国企少。说我国民企税费负担率接近40%，并非是不靠谱。
40%，或30%的税负对企业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死亡，或可以叫“死亡税率”。
因为在我国，除新兴行业以及金融等领域外，大部分企业的利润率都不到10%，30%—40%的税费负担足可以导致大多数东部沿海加工业企业处于困境之中，甚至亏损倒闭。
其实这也是我国当前经济持续低迷的真实原因之一，只是经济学家们很少涉及这个问题。
中国经济正处于敏感的时点，振兴实体经济成头等大事，“死亡税率”说法的流行，无疑会给有关方面造成某种压力。
在批评和辩解，进攻和防守之间，一场关于“死亡税率”的舆论争夺战悄然开打。纵观各方言论，可以发现存在三大焦点：
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李万甫21日刊文反驳，他认为，宏观税负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口径，而无论从政府全部收入占GDP或税收收入和社会保障缴款之和占GDP比重，中国都在发达国家以下，“我国的宏观税负水平总体上还是比较低的。”“‘死亡税率’之说，严重误导了社会公众”。
李炜光对此回应称，看企业税负重不重，关键要看企业的税负占利润比例，这才是要害，否则就是在玩“数字游戏”：
我也希望我的结论是夸张的，但是我的调研是有样本的，也是有数据的。任何人想反驳我都可以，希望拿出具体的数据来反驳。而且，即使拿数据，也要厘清征费与征税占利润的比例具体是多少，如果说征完税或者费之后，企业没多少留利了，甚至在亏损，有人还说税负不高，我觉得没什么说服力。
一些地方政府、机构或者个别学者，经常喜欢用营业收入做分母计算企业税率有多少，这没有多大意义。在这样的基础上计算税率，显示出来的税率却很低，好像企业没什么负担。可实际情况却可能是，企业没什么利润甚至亏损了。算税负重不重，不能玩数字游戏。
21日，环球时报发表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刘尚希的评论文章，文章声称：
一国税负的高低是个相对概念。如果拿中国的税负与发达国家比，中国的宏观税负其实不算高。但若单就制造业和美国比，中国企业承担的税负的确高些，因为税制不同，美国以家庭、个人缴税为主，企业缴税为辅；而中国主要对企业征收，因此有中国企业缴税更多的印象。这种税制的差异是历史形成的，与不同国家发展阶段的人均收入水平相关联。
在不同时期，企业感受到的税负压力有所不同。处在经济上升阶段时，企业承受税负的能力就强。在经济下行时期，企业面临诸多困难，承受税负的能力自然随之下降。
在刘所长看来，一国企业税负高不高，是相对而言的，并无绝对标准。不过，李炜光反驳称：
有些人一直在强调中国企业的税负并不高。信谁呢？我信企业家，毕竟他们在商场里摸爬滚打了几十年，最有发言权。
一些政策到底有多好，最终的检验者还是企业。有些地方一直在宣称自己的政策有多好，有些学者也一直在替一些政府部门说话，但是这个地方上的企业却要过不下去了，你能说这个地方的政策有多好吗？我们还是要看企业家的感受。
有位女企业家谈到税负重，在调研会上号啕大哭，这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当时她在哭的时候，在座很多企业家也在掉泪，我们这些调研人员心理也很难受，结果将“调研会”开成了“诉苦会”。会上，很多企业家感叹现在办企业实在是太难了。
一方企图用相对论消解“税负过重”的诘问，一方用企业家的真实感受来呈现最直接的证据。
22日，国税总局转发了中国新闻网的一篇文章，题为《财税专家：企业经营压力加大“死亡税负”说法太片面》，文中称，
“近几年政府不断减税清费，中国企业需要缴纳的税收非但没有增加，反而不断降低。其中，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确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预计全年减税总规模将超过5000亿元。”
不过，营改增减少企业负担的说法却遭到了来自企业家的反对，宗庆后此前在演讲中就直言不讳：
营改增说降低税收，我看一点都没有，说税下滑了5000亿，我看是收税收不下来，把没有收上来的税收当作降税的指标了。
我需要强调的是，企业还有一个负担是营改增之后，流转税这块。现在，很多数据证明营改增之后，企业的负担轻了，我调研的结果却不是这样。
按照道理来说，生产企业的流转税应该转嫁出去，但是，目前我们国家的生产企业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流转税转嫁不出去。
一旦转嫁不出去，这都会成为企业实际上的税收负担。将这部分算在企业总税率的分子上，然后再除以企业的净利润，就会清楚看到企业的负担到底有多重。有时候，企业亏得都一塌糊涂了，但是税却样样都得交，哪个也跑不了。
“‘营改增’有没有降低企业负担？”的分歧背后显示的是政策初衷与实际效果的断裂。
“‘中国企业税负过重’是否存在？”的分歧背后显示的是强势的征税方与弱势的纳税方的断裂。
“‘死亡税率’成不成立？”的分歧背后显示的是学术研究与数字游戏之间的断裂。
“死亡税率”是新提法，背后其实是老问题。“不要让曹德旺们跑了”，前提是“创造一个曹德旺留得住、活得好的环境”。
我认为我是正确的，警告中国人你一定要小心，要考虑如何提高国家竞争力的问题。不要整天拍马屁、不着边际的胡说八道。你这些问题不解决,那中国的这些企业都倒完了怎么办？
1978年到2015年37年间中国税收政策与经济增长的数据表明，中国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之间呈负相关关系，而且政府支出的持续膨胀也具有挤出效应，说明我国政府长期实行的是与经济增长不大相合的重税主义政策。
我的学生跟我争，说政府支出膨胀也有挤入效应，但是挤出效应和挤入效应哪个更大？我认为还是挤出效应。我国长期实行重税主义的后果，就是经济动力和活力的下降。
种下重税主义的因，就等着收经济下跌的果。中国传统社会就是这么个规律，天下本就没有什么新鲜事。一个刚刚增长了20多年的新经济体，本不该这么快就进入衰退期的。
试想，如果把我国的宏观税负水平降到国际平均水平线上，将会释放出多大的企业活力和经济供给能力呢？这不就是“供给侧改革”的要旨所在吗？
以前曹德旺做中国首善的时候没火，现在却以“跑了”的姿势火了。不知是悲是喜？
实话说，说“曹德旺跑了”的确有点标题党。据曹德旺透露，福耀玻璃67%卖给中国汽车厂，35%出口国外汽车厂商，大部分市场在中国，而且中国本身就是汽车大国，2015年中国汽车产销量均超过2450万辆，连续七年蝉联全球第一，不可能放弃中国大市场。但的确是转移部分产能，要将出口部分放在当地国生产。
曹德旺在采访视频里讲的很清楚，之所以在美国建厂，一是因美国方面的强烈要求；二是经过进入美国二十多年后才大规模投资。作为一个精明的企业家，显然不能单单因为美国方面的要求，必然是发现在美国当地生产比在中国生产在出口到美国赚的多，他才会转移到美国的。
之所以刷屏，主要在于曹德旺比较了中美制造业的各种成本，发现最终在美国的盈利比在中国多百分之十几。而且，在国际上比较发现，中国的税负最高。如果一个经济学家经计算得出中国税负最高，很多人可能不会受到那么震动。但作为一个拿自己钱投资的著名企业家，以精密计算并行动的亲身经验拿出来，让人不得不认真对待、深思。
多方研究以及我们自己的经验告诉我们，中国之税负的确是非常高，高到很多企业无法承受。
记得在2014年两会前后，最热的话题是公务员加薪及裁员，然而公众强烈的反对加薪和支持裁员并没有取得任何效果，公务员反而加薪了。从此这一话题再没有被媒体和大众大范围讨论。
而且，金税三期工程正在试点。它是一种中心化的区块链，一环套一环，在这个系统里，基本没有空间“合理避税”。合理避税说白了就是偷税漏税，具体做法就是拿发票抵费用。金税三期上线后找不到发票了，因为发票全部都联网了。所有企业的发票的入和出两个口都在税务局的金税系统里看的到。
据说金税三期的大数据还知道企业主发生了多少固定资产发票，包括你买过多少房，买过几辆车的等等，知道你用了多少多少费用发票，具体到你的发票多少是加油的、多少是办公的、多少是差旅的，多少是请客的，通过同行业比对知道你的企业应该产生多少利润，在这种情况下，你还能逃税吗？
看问题主要看实质。不管你怎么说，改革的真正试金石财政的绝对收入要减低，如果不能做到绝对值降低，至少要做到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降低。其它都是忽悠。
如果现在曹德旺发现在美国生产比在中国生产再出口到美国合算、盈利更多，如果中国不作出改变甚至进一步恶化，在未来的某一天，完全可能出现在美国生产出口到中国比在中国自己生产赚的更多的情形。
而要知道特朗普自竞选以来一直在强调，要把企业所得税从35%降到15%。从特朗普种种言论和行为来看，他绝不只是随口说说，是要付诸实际行动的。
因为既然我们不能做壮士，自己断自己的腕，那只能寄希望于外在的竞争压力来倒逼制度改进。
虽然曹德旺称，公开讲税负，只为提醒危机感，他的重心仍在中国。但是，此事还是颇为值得反思——中国制造业的税到底高到了什么程度？是否已经关系到企业的生死存亡？天津财经大学财政学科首席教授李炜光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现在的利润率，企业普遍反映不高，这说明，我们现在进入了一个低利润率的时代。我们不是说要把企业逼死了才要减税，那时候什么事就都晚了。本文整理自新京报、网易号自媒体《知道》等媒体报道。
问：目前我国企业的实际税费负担率接近40%的水平，您称这么高的税费负担为“死亡税率”。有学者称，您这个说法有点夸张，“死亡税率”的说法是不是真的夸张了呢？
李炜光：我也希望我的结论是夸张的，但是我的调研是有样本的，也是有数据的。任何人想反驳我都可以，希望拿出具体的数据来反驳。而且，即使拿数据，也要厘清征费与征税占利润的比例具体是多少，如果说征完税或者费之后，企业没多少留利了，甚至在亏损，有人还说税负不高，我觉得没什么说服力。
征税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征税只要为企业留一点利，企业总是会生存与发展下去的。而现在的利润率，企业普遍反映不高，这说明，我们现在进入了一个低利润率的时代。我们不是说要把企业逼死了才要减税，那时候什么事就都晚了。
李炜光：事实上，我更加倾向于用“轻税”这个词。因为减税只是一个政策，今天减明天可能就增回去了。而眼下，我们需要的是建立一个长效的“轻税机制”。特别是经济衰退的时候，尤其需要减税甚至退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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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拿美国来说，特朗普为何能在此次美国大选中获胜，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他提倡减税，计划在未来十年内将税收减少4.4万亿美元。这样做，实际上说到了选民的心坎里。美国制造业虽然近年来萎靡不振，也没到完全瘫痪的地步。那么，此时难道说就不应该呼吁减税吗？显然不是。
李炜光：企业家创业、创新，都需要有一个轻税的环境。亚当·斯密早就指出，市场经济认轻税不认重税。这些年来，美国虽然也试图在医疗方面进行改革，但是，他们的道路走得也不畅快。不过，美国很快意识到了这其中的问题，马上进行了调整——特朗普的减税其实就是调整。在这方面，美国还是比较灵活的。
事实上，不同于西欧高福利国家，美国的减税力度在里根时代就很大，直至今天，美国都在享受里根时代的减税红利，里根政府甚至引领了上世纪80年代全球性的减税运动。实施这种减税政策，一则，带来了经济的繁荣；二则，带来了新技术与信息革命，包括我们现在说的数字技术繁荣，都跟当年主张减税的里根经济学有直接关系。
所以，再回过头来看中国的问题，千万别等到企业过不下去了再减税，那就晚了。我们希望建立一个偏轻的、适当的，有利于企业家发展、创新、创业的环境。我们不能说一方面鼓励大家投资与创新，一方面又用很重的税制套在企业家头上。
问：有学者认为，因为税制不同，美国以家庭、个人缴税为主，企业缴税为辅；而中国主要对企业征收，因此有中国企业缴税更多的印象。您认同这个观点吗？
李炜光：中国企业缴的税比美国企业多，这不是印象、表象，而是事实。这种对比恰恰说明了中美两国企业之间的差距。在生产、消费、分配、交换这几个环节中，美国的税制主要是在调节后两部分，主要征收所得税与部分财产税，并不征收流转税。在美国，企业有利润才征税，没利润不征税，企业自由发展度很高。我们的税制与之没什么可比性。
现在说的中国企业税负重，是一个整体概念，其中包括各种税以及各种企业必须缴纳的费。用这些税费除以商业净利润，我们就可以算出，中国企业的税率到底是多少了。这些数据都是公开的，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算一算。
但是，如果用营业收入做分母，用税费除以营业收入，那显然，企业的税率就很低，因为营业收入肯定会高于净利润。一些地方政府、机构或者个别学者，经常喜欢用营业收入做分母计算企业税率有多少，这没有多大意义。在这样的基础上计算税率，显示出来的税率却很低，好像企业没什么负担。可实际情况却可能是，企业没什么利润甚至亏损了。算税负重不重，不能玩数字游戏。
有些人一直在强调中国企业的税负并不高，这几天，曹德旺、宗庆后等一批优秀企业家站出来质疑，他们终于发声了。那么，信谁呢？我信企业家，毕竟他们在商场里摸爬滚打了几十年，最有发言权。
问：您在接受采访时提到过，有位女企业家谈到税负重，在调研会上号啕大哭，这反映的是当下一些企业家普遍的感受吗？
李炜光：这件事发生在大连，百分之百是真实的。这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当时她在哭的时候，在座很多企业家也在掉泪，我们这些调研人员心理也很难受，结果将“调研会”开成了“诉苦会”。会上，很多企业家感叹现在办企业实在是太难了。作为学者我也认为，我们的企业家不该在这样的环境里创业、发展。
说到底，一些政策到底有多好，最终的检验者还是企业。有些地方一直在宣称自己的政策有多好，有些学者也一直在替一些政府部门说话，但是这个地方上的企业却要过不下去了，你能说这个地方的政策有多好吗？我们还是要看企业家的感受。
中国经济还是一个新经济体，中国经济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不能现在就让人感觉举步维艰。目前，我之所以一直在呼吁实行轻税制，也是希望释放我们这个新经济体内部尚未发挥出来的潜力。经过改革开放这些年，我们好不容易生长出一批比较成功的企业，还没长成参天大树呢，大家就要去美国发展，这对我们这个非常有前景的经济体来说，是非常不利的。说实话，我们的好日子还没开始呢，企业家们就开始悲观，资本就开始出走，未来三十年怎么发展？
问：曹德旺提出，现在企业最大负担是增值税。那么，除了增值税之外，还有哪些税负比较重？税负不合理集中体现在哪些方面？
李炜光：眼下税负不合理主要反映在这几个方面。一是，所得税比较重，所得税还存在下调空间。企业家反映所得税重，是我们在调研之前所没想到的，因为所得税是非常小的一个税种，但显然这类“不起眼”的税在征收过程中给企业家带来了较大的困扰。所得税涉及企业留利多少的问题，不是说企业留利多就都拿去消费了，企业家会有自己的打算，未来的投资创业、技术创新，都需要给企业家留下充足的资金。所以，我们主张所得税也应该减轻。
二是，劳务税比较高。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什么是劳务税，劳务税说白了就是“五险一金”。现在，在会计记账上，我们是将五险一金当作职工福利的。但其实，五险一金是企业的一个税费，很多人没意识到这个问题。在国外，“五险一金”始终被算作税，只要是企业主为员工缴纳的保险，这都属于劳务税。世界各国都是如此，中国也不应该忽视这个问题。
世界银行每年会公布一个“世界发展指数”，其中有一个总税率的概念。所谓“总税率”，指的是企业税收和各种强制性缴费，总税率的第二项就是“劳务税”。2016年的总税率已经发布了，中国的总税率又回到了68%的高位。其中，48.8%是劳务税，而2016年劳务税的世界平均水平仅为16.3%。我们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你说我们的劳务税高不高。目前，这个劳务税是企业主非常受困扰的一个方面。其实，现在还没有完全足额缴纳，这要是足额缴纳，企业更受不了。我们主张，五险一金还是要减一些，但这并不意味着职工的福利要受到损失。对此，政府可以减少不必要的投资，或者减少不必要的行政管理支出，从这些方面来降低企业的五险一金缴纳。
此外，所有与房地产相关的税费，也都应下调。现在，只要跟房地产相关的税费其实都很重，这都构成了企业的成本。此外，还有一些零零碎碎的其他税费，也不少。
我需要强调的是，企业还有一个负担是营改增之后，流转税这块。现在，很多数据证明营改增之后，企业的负担轻了，我调研的结果却不是这样。按照道理来说，生产企业的流转税应该转嫁出去，但是，目前我们国家的生产企业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流转税转嫁不出去。一旦转嫁不出去，这都会成为企业实际上的税收负担。将这部分算在企业总税率的分子上，然后再除以企业的净利润，就会清楚看到企业的负担到底有多重。有时候，企业亏得都一塌糊涂了，但是税却样样都得交，哪个也跑不了。
李炜光：今年7月2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首提“降低宏观税率”。这其实也表明，降低税负在政策层面不存在任何问题。其实，无论从政策层面来看还是从道德层面来看，减税、实行轻税制，全国上下、各行各业早已达成共识。但是，现实中很多事情往往等到做的时候就变成了另外一种样子。支持改革、降低税负，这都没有任何分歧，可是一到具体的实践层面，往往南辕北辙。
李炜光：其实，我们也不必为民营企业家操太多的心。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市场上早就练出了一批精明强干的民营企业家，他们相当有学识、有水平、有能力。现实中，我接触过特别多出色的民营企业家，很多高校的教授未必比他们懂市场。他们的人生故事相当精彩、经历也很传奇，中国有这样一些企业家，特别让人感到踏实，能让人看到希望。
但是，企业家面临的问题往往不在市场，而在于不当的干预、沉重的赋税。37年市场经济给企业家带来的最大经验，就是要给企业家以自由，给他们创造与发展的空间，不要干预他们，他们自己能搞定一切。很多时候，不要他们担心创新不足、结构不合理，政府越去干预企业家，往往越干预不好。我一直认为，政府的干预，十有八九都是失败的。从政府角度讲，对企业就要提供“大环境”，少去干预、减轻税负，甚至少去扶持。好企业家都不是扶持出来的，政府也扶持不出好的企业家。曹德旺、马云，显然都不是扶持出来的。
税费要适当，同时要偏轻，这是我主张的政策。当然，这需要研究，什么是适当征税、什么是偏轻，征百分之几算少、征百分之几算多。
问：国税总局网站上发表了李万甫关于死亡税率之说严重误导公众的文章，你怎么看？
李炜光：李万甫说错了，“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会导致按照世界银行公布的“总税率”指标计算的企业税负虚高”：世界银行压根就没将流转税计入“总税率”中，同时人家的假设是——中国与其他国家一样，流转税可以实现顺利转嫁这个前提，他的这个错出的不小。也就是说，如果世行把流转税未转嫁出去的部分计入公式中，中国的总税率还要高。
问：中国的宏观税负率从1995年的16.5%，到2015将近37%了，这个过程中民营企业税负变化情况如何？
李炜光：民营企业税负占比一直在上升，2015年达到51.43%。另外，国有企业的税负占比是往下降的。外贸企业稍微有一点下降。
问：今年上半年，您带课题组先后赴全国四个城市，对中国民营企业税负问题进行调查，这是基于怎样的背景？
李炜光：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10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8.3%，有媒体称，这个数字创2000年以来最低水平；其中民间投资增速仅为2.9%，比5年前同期的25.2%，堪称“断崖式下跌”。我想知道民营企业到底怎么了，目前国家财税政策是否适合企业生存和发展。
由于经费限制，我们去了四个城市，采集了一百多个样本。有人抨击我以偏概全，我没有概全的想法，但是我调研的数据有代表性。我们以座谈为主，和企业家面对面交流，调研进行了半年多的时间。
李炜光：企业负担的税费太高了，四个地区调研结果一样。企业家认为税收负担很重和较重的比例很高，达到87%，认为税负可以接受的仅占8%，认为较轻和很轻的仅占1%。调研中发现，企业的实际税费负担率约40%，大部分企业利润率都不到10%，很多企业不堪重负倒闭，我称之为企业“死亡税率”。这是我国经济持续低迷的一个真实原因。
问：“死亡税率”的概念一出来，有人抨击这种说法以偏概全，误导公众，你怎么看？
李炜光：反攻来势汹汹。财税背后是政治，所以要是弄清这个问题，面临很大风险，我就是捅了马蜂窝。这个话题是我引起来的，我解释清楚，以后就撤了，什么也不说了。
问：企业实际税费负担率，国家从来没有公布过，你得出40%的结果论，是怎么算出来的？
李炜光：我们主要靠调研，官方数据作为辅助分析。从宏观数据分析，我国宏观税负率约37%，政府税收90%由企业承担，微观企业税负率就很接近这个数据。
另外，现在政府统计数据，用企业缴纳的税费除以企业营业收入，我认为这样不行，分母太大。分母应该用销售利润，即商业净利润，这样税负率就高了。
如果用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中的“总税率”指标来衡量我国企业所承担的税负，2013年—2016年，我国企业总税率分别为68.7%；68.5%；67.8%，68%，这个数据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李炜光：对呀！这还只是中位数，实际上很多企业税收比这个还要征得多。这个问题必须要面对，其实我不想再说这个事了，很多人指责抨击我。
李炜光：这个不好说。不同行业，不同企业的盈利能力不同，但不管如何，起码要保证企业能获得利润。企业获得利润才能去投资、去创新，才能更好地发展。我主张轻税。亚当斯密阐述过，市场经济认轻税，不认重税。重税肯定对企业造成很多困扰。
李炜光：据不完全统计，涉及企业税费的超过10种。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占比较大。根据200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得税法》，一般企业所得税的税率为应纳税所得额的25%，根据财政部规定，我国目前增值税最高税率为产品增值额（小规模纳税人除外）的17%，最低为3%。相比之下，日本的增值税率为5%、韩国与越南均为10%、新加坡为7%。
李炜光：劳务税即五险一金，2016年中国总税率68%，其中48.8%是劳务税，而世界平均水平仅为16.3%，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在会计记账上，它是五险一金当作职工福利，但他其实是作为企业的一个税费。政府其实可以对企业进行一定补贴，降低企业的五险一金缴纳。
问：玻璃大王曹德旺曾说，中国税负高的原因主要在于征收了增值税，您的调研结果显示，很多企业都觉得企业所得税和房产相关的税是不合理的，您觉得主要是哪些税不合理？
问：曹德旺觉得中国税负太高，计划在美国投资10亿建厂，中美税种设计和征收方式上有何不一样，导致中国税负高？
李炜光：美国以企业所得税为主，即有利润才征税，没利润就不征税。它调节的是分配销售这块，所以企业家可以放手去投资、去发展。
中国以增值税为主，增值税就是在企业生产环节增加税收，不管企业是否盈利都需缴税。除了缴纳所得税、增值税等，还要缴约13%的附加税费，包括7%的城市维护建设费、5%的教育附加费和1%的防洪费等。
李炜光：我没这方面信息。现在国家监管的很严，企业家逃税的可能性很小，但可以避税。
问：国务院也相继出台政策减轻企业负担，财政部公布数据称去年营改增减5000个亿，在实际调研中，企业税负减轻了吗？有专家甚至直指：“财政部去年营改增减5000个亿是假减。”
李炜光：外界有人认为“假减”这句话是我说的，其实与我无关，是另一位学者的话，但是我在调研中发现，确实有不少企业税负加重了。税负减轻企业，比例很少。
增值税的缴纳税费应该是由企业的销项税额减去进项税额所得，但是现在很多情况下，企业的进项税额不能抵扣。进项税额不足额，无法转嫁出去，就变成了企业实际负担。我国近三分之一税收无法抵扣。比如你购置产品，购置库存，要取得增值税发票，两个额相抵才能减税，购买时没有增值税专用发票，无法抵扣，实际税负就增加了。
问：之前您说，现在中国就20多年的新经济体，本来不应该这么快进入衰退期，换言之，假如改革开放以来，不对企业苛这么重的税，是不是现在经济会稍微好一点？
李炜光：是啊！肯定是这样。不过，很多决议很好，但是由于体制问题，在具体落实过程中不到位，也是一个问题。所以我刚才也说，以后我不说了。
李炜光：政府、企业、消费者都会受创。比如有些交易本可以进行，惠及多方，但是征税过重，交易难达成。企业没挣钱，消费者没享受到商品价值，政府也没获得好处，最后三方都得不到好处。
问：即将上任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要让制造业回归美国，提出将企业所得税从35%降到15%，将来中国企业会不会都去美国开厂子了？
李炜光：这个恐怕难度很大，企业要出去，得把资金换成外汇。我国对外汇有管制，很难把资金转移过去。中国企业在国内发展还行，像打篮球，在各省之间打还是挺热闹，但是能打世界强队吗？恐怕不行。
特朗普的减税政策，肯定会对惠及美国，里根政府减税曾引领上世纪80年代全球性的减税运动。这项政策实施后，带来了经济的繁荣，也带来了新技术与信息革命。但是，过分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把企业都关在国内未必是好事。
问：有消息说英国女首相也打算仿效美国，继11月宣布减税到17%后，把所得税减至15%，全球减税浪潮要开始了？
李炜光：全球很多国家的政府肯定会减税，不减税的话，对它的竞争是不利的，产品价格越来越高，引起国内市场很大反映，肯定物价要发生变化。
问：你之前的专访中提到，中国18种税中，只有3种税是人大立法通过的，是这样吗？
李炜光：是的，除了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和车船税，其他税种都不是正式立法的。84、85年的时候，人大在税法上对国务院进行了两次授权，授予国务院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对税收政策进行调整，属于那种“无特定目标、无特定范围、无特定期限”的授权，但是那个授权基本上是一种形式，并不是把实际的权力授予国务院，实际权力本来就在国务院。目前主要的税种增值税还是以国务院暂行条例的形式存在的。
问：那是不是说明大部分的税都是政府单方面定下来的？宪法第56条只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纳税的义务，并未设计与纳税义务相对应的纳税人权利问题，您觉得应该如何保护纳税者权利？
李炜光：国家宪法对于税收的立法权语焉不详，税收立法权到底归属于谁，是国务院还是人大，这些问题还不明确。
宪法应该在税收立法权、预算编制、审议、批准、监督、评估的一整套程序，还有财政体制，都要有所规定。这些问题倒不见得说得很细很具体，因为还有预算法、税收基本法，但是宪法在这些问题上应当给一个说法。
李炜光：我们国家目前的改革的阻力其实不是来自于民间。当年小岗村的农民写按手印，推动了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那个时候政府很快发现了这个经验并推广之，党和国家的政府机构，大家都是追着改革往前走，现在我们面临同样的问题。
改革实践已经迫切需要，社会共识已经形成。中国经过三十年改革，应该转向一个民主、法治、立宪的体制，这个大方向不能变。
曹德旺没什么问题，他说了半天，其实就一句话，我又不傻。所以，是不是那些把企业看得很傻的人才是真的傻？万喆在“澎湃新闻”指出，中国要做的，是进一步提升中国在价值链上的地位。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中国企业在价值链上的地位不断提高。当美国在奋力贴钱贴地贴政策吸引我们的企业时，我们应该觉得高兴。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反省，我们是不是被自己的发展冲昏了头脑所以放松了对企业的重视程度？我们是不是被经济疲弱吓得太过因此对企业杀鸡取卵？我们是不是沉溺于发达国家的理论而工业现代化未及便追逐金融服务业过分？我们是不是真的知道什么是企业家精神还是只在保护所谓的明星精神企业家？
关于曹德旺要“出逃”的新闻占据了街头巷尾。虽然他强调说没有对不起任何人，也不在意别人怎么说，但他心里应该也是崩溃的。
的确，有人立即对曹德旺的“外逃”进行指责。然而，这显然是不了解情况，福耀玻璃的海外布局并非今日才开始，这不是什么“资本外逃”，因为中国对外投资的步伐不是今天才加大的。
今年以来，我国的海外并购势头就给全球留下了深刻印象，对外投资规模超过实际利用外资趋势愈加明显。事实上，我国对外投资已实现13年连续增长，年均增幅高达33.6%。从2013年开始，我国对外投资呈现出“井喷式”发展态势，2014年我国对外投资总额首次超过利用外资总额，成为资本净输出国。2015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首次超过万亿美元大关。
其中，民营企业对外投资占比不断提高，呈现出爆发式增长。从对外投资存量占比看，民营企业在2006年只有19%，2014年已经增长到46.4%。今年一季度，由民企发起的并购交易占比高达68%。原来以获取境外能源资源为主要目的，现在逐渐向以获取境外市场、资源、技术、销售渠道等多重目标转变。
诚如福耀玻璃所言，除了市场需要，国内近些年的劳动力、资本等要素价格过快上升给了企业运营极大压力，甚至透支了企业未来发展空间。企业寻求“走出去”，纯粹是对于成本核算和利润收益后的理性选择。福耀玻璃选择美国作为海外建厂地，是基于而玻璃生产的重要成本组成天然气等在美国价格更便宜，当地所提供的地产和补贴也更优惠。上海光明集团分别在青海和美国投资苜蓿饲料项目，美国产品比青海产品更快运抵上海，且价格更为低廉。何况即使是人工成本，我们的传统竞争力也已经不再。苏州本尚新材在森林资源丰富的印尼吉打邦投资农林项目，劳动力成本每人1000元/月，养老保险每人540元/年，人工成本优势非常显著。
有人也立即对波士顿咨询发布的有关全球主要工业国的制造业竞争力和产业转移趋势的报告进行了质疑。认为其中将美国的总分设定为100分的方式很不科学。当然，作为指数研究，其方法仍然值得再讨论。但是，选取一个基准对象，并将其初始值设定为100、10等，只是为了方便整体比较，也是一种惯常的方法。更值得琢磨的，其实是体现出来的趋势。
从报告中所述的几项来看，BCG之所以认为2004年-2014年“中国相比美国的制造业成本优势估计从14%下降到4%。”是因为，“飞涨的劳动力和能源成本”。十年前，根据生产率调整后的制造业平均工资在中国大约是4.35美元每小时，在俄罗斯是6.76美元每小时，相比之下美国是17.54美元每小时。在十年间，中国和俄罗斯根据生产率调整后的制造业平均工资翻了三倍，中国达到12.47美元每小时，俄罗斯达到21.90美元每小时，而美国仅上升了27%达到22.32美元每小时。从2004年到2014年，中国和俄罗斯工业用电的成本估计分别上升66%和132%，而天然气成本则分别猛增138%和202%。
而且，国家制造业竞争力还包含一些成本指数中不计算的次要因素，这些因素也会进一步削弱一国制造业竞争力。比如，俄罗斯在各项国际指数的全球排名中较为落后，就和其“经商容易程度”排名第92，物流效率排名第95，廉洁指数排名第127有着密切关系。
这些数据取样和指数编制水平当然可以进一步提高，或者另有人再提出新的方案。只是，总体而言，应该说，这份报告所体现出的趋势和我们企业的观感及企业运营方式的改变，还是相当一致的。试看，今年民营企业对内投资的热情与对外投资热度的极度背离，背后当然有着深层次的、却又极其朴素、务实的原因，那就是，成本太高，收益太少，我要找一个成本更低，收益更高的地方干活。
曹德旺提到的问题中，有一项就是经济“脱实向虚”的大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这一点在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已经作为明年重点工作主题。
关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如何平衡，其实美国也煞费苦心。其背景则是“去工业化”现象。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的金融化倾向愈发明显，工业占美国GDP的比重持续减少，美国本土加工制造业不断转移至墨西哥、东亚各国及地区等新兴经济体，而服务业特别是金融服务业占GDP比重则逐渐提高。
2008年后，美国深刻意识到实业对于经济平衡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因此，提出“再工业化”，内容不仅包括美国企业海外子公司的制造业部门回归本土，还包括吸引外国企业对美国实体经济的投资。
因此，获得更为优惠的政策和土地而将工厂建在美国，这其中，有美国主动积极的努力和争取。
美国波士顿咨询集团公司( BCG) 2012 年对分属于不同行业的上百家美国企业进行调查，发现67%的橡胶和塑料制品企业、42%的机械制造企业、41%的电子制造企业、40% 的计算机制造企业以及35%的金属制品企业期望并计划将部分生产环节从中国迁回美国。BCG(2013) 发现，54%的美国企业期望回迁本土，相比2012 年(37%) 高出了17 个百分点，美国海外企业的回归意愿持续增强。
虽说大家对美国“再工业化”都并不特别看好，但事实是，确实有一定的效果。2000—2007 年美国制造业FDI（外商直接投资）年均增长率为4.36%，小于同期制造业OFDI（对外直接投资）的5.03%; 2008—2013 年美国制造业FDI 年均增长率高达7. 55%，大于同期制造业OFDI 的5.22%。引资效果显著。和我们的结构性变化相反。
除了波士顿咨询，德勤全球消费与工业产品行业携手美国竞争力委员会联合发布了《2016全球制造业竞争力指数》。此报告三年一次，主要基于逾500名全球制造行业首席执行官和高管对40个国家目前及未来制造业竞争力进行排名，并对推动全球制造业竞争力发展的首要因素进行评估。报告称，预计未来五年内，美国有望超越中国成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制造业大国，中国将屈居第二。“美国制造”将会强势回归。
其实，美国虽然有向服务业转向的趋势，但其制造业仍然有相当强的基础。目前，美国经济中制造业仅占本国经济的15% 左右，但由于经济总量巨大，美国制造业在全球的份额却占18%以上，曾经甚至超过20%的比重。而虽然制造业的陆续剥离，但由于一直聚焦于服务创新领域的发展，使美国成为世界上高新技术和教育最发达、最集中的区域。因此，美国现有的制造基础和实质控制力仍然非常强大。
更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实施“再工业化”的2009—2012 年间，第二产业的增加值比重从2009 年的16.5% 上升至2012 年的17.3%，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从2009 年的82.6%下降至2012 年的81.6%。但劳动雇佣比重走势正好相反，第二产业劳动雇佣比重下降幅度大于之前的年平均降幅，第三产业劳动雇佣比重持续上升。
这种背离，说明的很可能是，虽然美国实施着“再工业化“，其内涵与我们想象中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大量回迁等迥然不同，回归的制造业是更加注重技术创新的企业，其生产率的提高大于其雇佣员工人数的增加，因此，“再工业化”战略也进一步促进了生产性服务业的就业增长。
事实上，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提出并实施的“再工业化”战略其实已经是第三次了。“再工业化”词条早在1968年出版的韦伯斯特词典就有。20世纪70年代，美国第一次提出“再工业化”，主要以提高能源效率为特点；20世纪80年代，美国第二次提出“再工业化”，主要针对加强基础设施投资、加速固定资产更新换代。
同样的倡议，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内涵。这一次，应该是通过科技和创新，使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平衡和可持续发展融合度变得更高。
尽管有意见认为，当前的制造业尚未赶上时代的步伐，但创新发展将是未来制造业的主要特征，而先进的制造技术将是释放未来竞争力的关键。
未来的制造业，将在预测分析、物联网、智能化和新材料等方面实现突破，这些也将成为国家竞争力发展的至关重要因素。
目前，美国的成就仍很突出。在包括智能互联的产品和工厂、预测分析以及先进材料方面领先世界。在个人、技术、资本和公司间建立联系、产生协同效应方面形成了一个紧密联系的创新生态系统，并通过研发投资创造巨大价值。
中国也意识到了新时期的新挑战，正在大力推动中国制造2025与互联网+的计划，同时落实相关举措。但毋庸置疑，好的战略思想需要更好的战术手段和细化规则来支撑和协同。中国制造已经因其体量的庞大和发展的迅速震惊了世界，但中国仍然不能算是制造强国，尤其在当前，人口老龄化、本地经济放缓与劳动力成本上涨等都进一步制约着中国发展的步伐。
但更为重要的是，企业的活力和市场的动力应当还有更大的激发空间，而它们，才是宏观蓝图中能够真正实现远大目标的微观世界支柱。
但在近些年，经济脱实向虚的趋势不退反进，而实体企业的运营困境也不减反增。虽然此间有着国际经济疲弱和全球货币放水的大背景，但越是在此时，相对发达国家仍然脆弱的我们就越是要拿出勇气和狠心来拆解自身结构性扭曲，使中国企业能够在困难和迷雾中获得更多支持和信心。
在互联网时代，物联网、智能时代都不再遥远，随着信息科技改变着生活形态和场景，中国或许面临着新的机遇去“弯道超车”。但这绝对不会是一步登天的“捷径”，而需要我们的制造业在科技发展和创新上有更深切、更扎实的研究。
中国想要做的，是进一步提升中国在价值链上的地位。但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中国企业在价值链上的地位不断提高。可以说，当美国在奋力贴钱贴地贴政策吸引我们的企业时，我们应该觉得高兴。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反省，我们是不是被自己的发展冲昏了头脑所以放松了对企业的重视程度？我们是不是被经济疲弱吓得太过因此对企业杀鸡取卵？我们是不是沉溺于发达国家的理论而工业现代化未及便追逐金融服务业过分？我们是不是真的知道什么是企业家精神还是只在保护所谓的明星精神企业家？
在中国媒体上，我们见到的日本是“失去的20年”，经济衰退、创新能力丧失。但在我们唱衰日本的时候，他们正在“为未来投资”。悦涛在“深圳经济观察”指出，这些年来，无论在地产基建方面，还是产业发展方面，中国都在想通过投资的实现“跨越式升级”。这些投资，有多少真正流入了创新研发环节，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但是接下来，中国要面对的正是地产泡沫的残局和老龄化的到来，中国拿什么来应对？
在汤森路透评选出的《2015全球创新企业百强》榜单里，日本以40家高居榜首，力压美国的35家。而中国内地无一入围。
在中国媒体上，我们见到的日本是“失去的20年”，经济衰退、创新能力丧失。
经济实力的比拼，从来不靠GDP。而是技术话语权和产业链掌控力。从这一点上，中国的骄傲来得越早，未来会摔得越重。
简单总结：日本的债务附着的资产是“技术产能”，中国的债务附着的是“土地产能”。
二十多年前，日本也经历过疯狂的地产泡沫，给日本经济造成了巨大创伤。但即便跟那个时候的日本比，中国当前情况也不可同日而语。
日本当时已经构建了世界一流的技术体系，建立了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中国并没有充足的技术储备作为后劲。
这些年来，无论在地产基建方面，还是产业发展方面，中国都在想通过投资的实现“跨越式升级”。这些投资，有多少真正流入了创新研发环节，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但是接下来，中国要面对的正是地产泡沫的残局和老龄化的到来，中国拿什么来应对？
第一财经的王珍曾分析，在全球消费电子领域地位的衰退，让人怀疑日本企业的创新力。但实际上日本的创新方向正在发生巨大变化。虽然日本电子企业在大众市场衰退，但在上游核心部件和商用领域里的话语权却在提升。而且，这种优势随着新技术的普及，将会转化为大众消费市场的竞争力。
目前，在全球彩电、手机、冰箱、洗衣机和空调行业的排行榜上，日本企业已经不再名列前茅。韩国企业狂飙突进，三星、LG是全球最大的彩电供应商；中国企业也不断追赶，格力、海尔已分别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家用空调和冰箱冷柜供应商，TCL、海信以及华为、联想则在分别冲击全球彩电和手机的前三强。
日本企业正从B2C领域，逐渐向B2B领域扩展、转型。松下从家电DNA，扩展至汽车电子、住宅能源、商务解决方案等领域；夏普将转向健康医疗、机器人、智能住宅、汽车、食品、水、空气安全领域和教育产业；索尼复兴电子业务的计划遭遇挫折，电子领域今后将强化手机摄像头等核心部件。
日本原有产业体系受到国内老龄化和国外低成本的冲击，在人们眼中“失去的二十年”里，日本的创新方向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是医疗领域。索尼虽然复又亏损，但参股奥林巴斯后，双方联合研发医疗内窥镜，已在该领域占据全球80%~90%的市场份额；日立的核电业务有一种叫阳子技术，可精准地控制距离，对准人身上的癌细胞来照，不会伤害正常的细胞；京都大学有一位中村教授，前几年因干细胞的研究，而获得诺贝尔奖，凭一个细胞就可复制出健康的心、肝等器官。
其次是创能、蓄能领域。风靡一时的特斯拉电动汽车，电池是由松下提供的，松下还与特斯拉合资在北美建设一座生产电动汽车电池的超级工厂；松下、三菱等还在研发氢燃料电池，今后一旦石油供应不足，日本的创能、蓄能技术将在全世界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三菱电机发明了可涂沫式电池，将一种新材料涂到墙上，墙就可发电，涂到汽车上，汽车就可以发电，那么今后人身上穿的衣服也可以发电，多余的电可以并入电网。
机器人也是日本着力打造的新兴领域。安川电机原来是马达、发动机的生产商，现在已成为全球四大机器人企业之一。据陈言介绍，安川已经发明了一种可穿在身上的服务机器人，比如，原来一个人只能抱起30~40公斤的东西，穿上后就可以有70~80公斤的抱力，能够轻易地搬抬家中的老人；登山腿不够力，脚穿上这种设备，机器人就会帮助你登山。
日本公司已从家电业摆脱出来，特别在医疗、能源、机器人领域实现突破，为下一步的盈利打下基础。
“日本，仍然有创新力。”日本企业研究专家陈言分析：一是日本已经完成资本积累；二是有学术积累，日本发现了问题，找全世界的高手来帮忙解决；三是企业经营管理经验的积累。
日立、东芝是较早向B2B（商用）领域转型的日本电子巨头，它们向智能电网、电梯等基础设备等领域转型，业绩平稳增长。松下近年从B2C向B2B转型的力度也很大，已经扭亏为盈。去年，松下的汽车电子、住宅相关业务成长迅速，家电业务的收入贡献只占23%。
如今，日本企业依然在核心零部件、上游化学材料方面保持优势。夏普、JDI（Japan Display）的液晶面板，松下的锂离子电池，索尼的摄像头，旭硝子的面板玻璃……许多明星零配件，隐藏在智能手机、超大屏幕电视、平板电脑、电动汽车等产品里。
中国制造商多数采购日本高端零部件，产品线涵盖范围广泛，从显示屏到WiFi模块，再到微小的储能电容陶瓷等不一而足。拿中兴来说，该品牌部分手机的显示屏购自日本夏普，镜头组件则交由索尼生产。
靠核心零部件赚钱“保留火种”后，下一步日本电子业将为“创造未来”而投资。
为了扩大汽车电池和能源业务，松下2014财年（截至2015年3月31日）将投资1090亿日元，包括在北美与特斯拉合建电动汽车电池的超级工厂，第一批产品预计在2017年下线。
索尼宣布将投资350亿日元，提升积层型CMOS影像传感器产能，将索尼的影像传感器生产能力由目前每月60000片晶元提升至68000片晶元，增强对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终端的部件供给。10月，索尼又推出用于车载摄像头的影像传感器，将积极拓展车载市场，新产品计划于2015年12月量产。
避开终端市场竞争激烈的“红海”，扩展上游高附加值核心部件的“蓝海”，日本电子业正在从亏损的泥潭中抽脱出来，积累资本为未来而投资。按松下的中期规划，2015财年（截至2016年3月31日）运营利润率要达到5%，经营现金流要达到6000亿日元，之后可以为未来进行大力的投资。
技术储备已经在推进。松下电器社长津贺一宏称，为了解决环境问题，预计各国在氢气、水、空气三个领域的投资，到2030年达到100兆日元的规模，松下已展开相关课题。第一个是氢能源利用技术，“现在，安全并且高效的氢气贮存、释放器件的开发正在进行。如果能够实现，氢能源将用作汽车燃料，这会有助于加速普及所谓的‘终极环保型汽车’”。
第二个是跟安全饮用水生产相关的技术。现在正在开发的是将地下水的有害物质用太阳光净化的技术。一旦实现，将能够降低安全饮用水的生产成本。第三个是有关柴油机废气净化的技术。柴油汽车传统的净化触媒需要使用贵金属，而松下开发了不用贵金属的新触媒，新触媒既成本低，又有效削减PM2.5。
除了向B2B领域转型，日本电子企业的文化正从封闭走向开放、合作。从夏普引入三星、鸿海、高通的战略投资，到松下与特斯拉合作，再到索尼音乐也向苹果iTune平台开放。松下将于2015年废除员工序列制，而夏普也在改革激励机制，激活“百岁”的机体。
日本的机器人也越来越多地活跃在中国工厂的生产线上。据了解，日本在全球产业机器人市场中所占份额已经超过50%。
如今，日本机器人产业已从工业机器人，向服务机器人扩展，以适应老龄化社会的需求。
日本安川电机是全球四大机器人企业之一。主要机器人产品包括焊接、点焊、喷涂、组装等各种工业机器人，尤其在汽车、电机和半导体相关行业。安川拥有机器人伺服器等核心技术，2013财年的累计出货量达29万台。
除了日本总部，安川还在泰国曼谷、中国成都设立了海外中心，提供本土化服务。除了工业机器人，安川电机还在发展用于医院等领域的服务机器人，并从日本扩展到欧美市场。
当前，日本1.27亿人口中，每4个人就有1个是65岁以上老人。养老看护需求迅速扩大。在这种严重老龄化的情况下，仅靠人力完成看护工作既不可能亦不经济。为此，日本打算将机器人技术广泛应用于养老，一方面解决市场需求，另一方面培育先进的家用机器人产业。
例如，运用机械外骨骼技术，可以研发出病人和老年人“穿戴”的机械外衣，用以辅助病人和虚弱老人行走活动；运用人工智能和动力设备改造老人常用的购物小车，可以使购物车能够自行伴随老人活动，甚至辅助老人行走；家中的看护机器人还可以通过视频监控、智能识别和分析系统，判断出老人是否跌倒摔伤或突犯疾病，并且立即通知医护人员。
要实现这些功能，不仅需要先进的技术，还需要大量医疗看护经验和数据的积累。
同时，这期间研发的技术除了用于家庭，也同样可以用于产业机器人甚至其他方面。例如，机械组成的“外骨骼”不仅可以帮助虚弱的老年人恢复活动能力，也可以成为打造“未来战士”、使士兵力量倍增的工具；而对人体行动的识别、判断和分析，则显然具有广泛的产业和军事潜力。
日本原本在机器人领域就有较好的产业基础，根据日本政府统计，截至2011年，日本的产业机器人在国际市场的份额在50%~57%之间（根据不同计算标准有所区别）。目前，家用机器人尚未形成有效的国际市场，但随着技术进步，消费级的机器人总有一天会走入人们家庭。届时，日本在此领域的先发投入，就有望带来超额回报。
我们为什么城市规划犯错误，就是精英决策，指挥脑袋，总以为城市是先进的，农村是落后的，张开大嘴把农村消灭。所以，我们很多人就受到了“城乡一定要一律化，乡村应该城市化”的误导。中国走什么路决定着中国的未来，还决定着人类的未来，还决定着农业现代化道路。所以，我们把城市主导的那种误导模式作为城市化的基点确实是很大的一种误读。本文为国务院参事仇保兴12月23日在“中国城市百人论坛秋冬论坛”上的发言。
今天的主题是构建房地产稳健发展的长效机制。中央经济会议刚刚开过，首先提出来政府要做什么，提出政府要建立长效机制，但这次把长效机制前面有一个限定词“符合国情”，符合国情大有名堂。以往有一些大的报告或课题的结论颇有不符合国情之嫌疑。所以，中央反复强调中国的事情还是要中国的国情出发，这一点非常重要。
根据我们国家以往对房地产研究，从中长期角度来讲，我们做大的课题容易发生四个方面的偏离国情的误导：
诺瑟姆曲线是美国人搞出来的。美国和中国的差距在什么地方呢？因为美国是一个以移民为主的国家，印第安人过去几千万人，现在只有一百万人了，根据美国的法律统统改到保护区，享受“中国大熊猫的待遇”。所以，美国所有的这些土地都落到了欧洲移民手里。欧洲人拿到这个土地是免费的，我在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曾经在它图书馆看到一个材料，那是一张一七九几年的报纸，提到在欧洲各个地方做了一个广告，1792年9月1号，你们如果到达麻州什么什么市，九点钟开始跑马圈地，只要是那里的移民，你在那时候到达，每个人骑上马，领一个证就开始圈地了，土地牌一插就是你的。这样你拿到的土地肯定做简单的经营，赚足了钱以后就到城市里去。所以，这样一种国家他是没有文化之根的，这样一种文化之根不在美国，而是在欧洲。
所以，这些国家，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南美洲这些殖民地国家都出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把土地一卖了之往城里去。所以，它的诺瑟姆曲线起点，开始有一定的起飞，峰值是85%-90%甚至更高，最后住到城市里的人是90%以上，但非殖民地国家，就是原住民为主的国家，像法国、德国、意大利这些国家诺瑟姆曲线的峰值往往和最后的峰值完全不一样，一般65%-70%就达到峰值，然后出现非常严重的“逆城市化”现象。
这种现象不仅在这两类国家中间出现，在我们浙江省也出现，浙江省现在农村和城市是6：4之比，就是达到60%然后就开始逆城市化。浙江省前两年处理的党政干部1000多名，没有立案也没有条例规定，是这1000多名干部是偷偷地把自己子女的户口转成农业户口来处理，所以，现在在浙江省再也没有人说我到城里去，把农村户口拿掉。而且出现非常明显的逆城市化，有些退休的职工，60岁以下的开始到乡村里租一个房子，5万元，一般都是把他老家的村庄开始搞农家乐，要么自己搞农家乐，过节的时候把孩子叫过来过农家乐，爷爷奶奶把东西准备好，节后车的后备厢里装满了东西带回去。老两口在乡村，清新的空气、干净的水，有机食品，渡过田园生活。所以，中国人比其他国家的人更有田园之梦。
习主席说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乡土文明，中国人有强烈的乡土文明意识。费孝通30年代在剑桥做一个博士论文，他说中国的文化、人群结构是同心圆结构，核心是血缘关系，根子在村庄，每个人在村庄都能找到自己的祖先，尹中立可以是尹家店的，郑思齐可以是郑家村。西方所有的村庄有个基督教堂，供奉着耶稣；中国的村庄里供奉着祠堂，祠堂里有不同的神，中国人自己的神就是自己的祖先，我们的文化是“祖先崇拜论者”，根是在村庄。所以，中国的诺瑟姆曲线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和发改委有过一场争论，城市化率就定位到70%，把他淡化，以前是70%、80%就截止，没有那么高的城市化率。通过这个可以看到，我们国家已经进入了拐点，这点我们一定要看到，如果我们受西方诺瑟姆曲线的误导确实不符合国情。
城市是个强势，毛老师曾经亲自主导做的，1999年我们举办过一个国际建筑大会，吴良镛先生做了一个《北京》，这个《北京》用了一张美国报纸的图。说城市是什么呢？城市在美国那个报纸发表的，图就是一个魔鬼，这个魔鬼张开大嘴，把农村干净的土、干净的植被、生灵都吸到这里面，拉出来是乌烟瘴气的城市。这张图，魔鬼阿克泰克特借助了城市化的威力，张开大嘴。他说城市是什么，在建筑师的作用下张开大嘴把农村都吃掉。所以，我们为什么城市规划犯错误，就是精英决策，指挥脑袋，总以为城市是先进的，农村是落后的，张开大嘴把农村消灭。所以，我们很多人就受到了“城乡一定要一律化，乡村应该城市化”的误导。
我记得，南怀瑾先生曾经跟我们说，你们这些人给中国文化能够概括成两个字是什么？很多人回答不出来，他自己回答说“阴阳”，城市如果是阳，飞龙在天，农村就厚德载物，他是以大地为基础的。所以，在农村，生态、生产、生活三生是合一的，一切来自于土地，回到土地，生生不息，几万年的农耕文明对地球没有都大的破坏，垃圾、温室气体上升也不大，但300年的工业文明就把地球搞残破了。为什么呢？这两种文明是不一样的。
农耕文明所产生的农村实际和工业文明所产生的城市，如果处理得好是一对阴阳互补的关系，如果我们用城市作为主导的模式消灭了农村，那就是南怀瑾说的阴阳不调和了。霍华德先生《田园城市》的书里写到农村和城市应该像夫妇那样结合，这样才能萌生出新的希望、新的文明、新的生机。但我们把这些老祖宗的东西忘记了，巴不得把农村搞的像城市那样，连农村的村庄都要消灭掉，合并掉，毫不留情地斩根，他们这些人都忘记了。我们世界上有5000万华侨，5000万港澳台同胞，他的根都在农村。
比如英拉她的三代以上就是广东的小山村，她在泰国当总理以后冥冥中觉得是祖先在保佑我，然后打个电话说我们要祭祖，然后电话打给广东侨办，侨办跟她说，对不起，你们那个村庄都已经并到城市里边了，变成某某城市社区，祠堂没有了，祖坟也没有了。她说你看看软实力把我们搞到哪里去了？我们这帮人还不是愧对祖先吗？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想到我们的长远是什么，文化软实力是更有价值的东西。
农业现代化也有两种道路，一种道路是美国、加拿大式的农业工业化，就是土地经营，一个农户种几万亩土地，这种模式是来自殖民地国家的模式，来自于土地是廉价获得的模式，来自于地广人稀，没有村庄结构的模式，我们国家能走这种模式吗？我们国家应该走法国的模式。大家想想看，我们喝着葡萄酒，两个葡萄酒的产区，一个是布朗地，一个波尔多，波尔多才1000平方公里，有1万个酒庄，每个酒庄平均面积100亩左右，最小的几十亩，最好的葡萄酒村庄里面的，最好的香槟酒村庄里面的，最好的奶酪村庄里面的。村庄就是地理证明商标的基础。它是高品质的农业，不是土地规模经营，而是服务的规模经营，它的服务成规模，无论是品牌，地理商标还是产中、产前、产后的服务。这样一种模式，是适应于原住民，适应于农耕文明历史非常悠久，适用于有强大的连续文化传播的国家。我们国家的村庄是以贡品起名的。
我在金华，最好的金华火腿是蒋村火腿，以村庄命名的，那个火腿比一般的村庄火腿贵好几倍，据说十个猪腿里要放一个狗腿，特别香，很早就是贡品。西湖龙井茶，一等龙井茶是狮峰龙井，二等的是梅家坞村龙井。狮峰龙井5000元/斤，梅家坞村龙井3000元/斤，浙江的龙井是300元/斤，他是以农村特殊的记忆，特殊的地理环境，特殊的土壤环境，这样一种精品化的，高产值的，劳动密集型的。
传统农业模式是中国，中国大概有几个省，比如东三省可以搞美国模式——大规模机械化，而且这种机械化导致像美国一个农村的人员消耗的能源是3-5倍城市人，中国是倒过来，一个城市消耗的能源是3-4个农民，完全不一样。中国走什么路决定着中国的未来，还决定着人类的未来，还决定着农业现代化道路。所以，我们把城市主导的那种误导模式作为城市化的基点确实是很大的一种误读。
我们的宪法规定城市土地国有，农村是集体所有。这种规定，按照主流经济学家来讲，那简直是一个浪费，我们应该让最后一块不能让市场盘活的资源释放出来，但在人类历史上就说这行不通。这要说到城市规划学的老祖宗霍华德120年前写的“田园城市通向明天的和平之路”，这是我们城市化里的奠基作。这本书里他总结了，英国是作为土地私有制相对比较坚固的国家，说一个田园城市空间结构、社会管理结构、经济环境，城市土地的收益应该归全民所有，因为城市土地升值不是农户精耕细作，而是城市的基础设施形成良好的可达性和宜居性所带来的外部性的渗透促使它升值。这种升值应该被全民所有，但私有制使得这个升值不能为全民所有，这是一个悖论，这个悖论要解决。英国议会就花了很大的精力，有一次做了一个决定，要把在某月某个时点所有的土地由公家出钱把它买下来。听说买了1/10的土地，但土地所有制是极端不合理的，他们想改变，我们经济学家想改变这个误区，人家想改变的东西我们确实想把它搬过来。这实际是很糟糕的误区。
阿根廷是实行土地私有制最彻底的，阿根廷一个地主拥有的土地是一个国家州政府还要大，他把上千平方公里土地拥有以后囤积，待价而沽，等待国家大矿藏经过这儿，所以土地质量和农产品反而下降。这个土地交给这个地主以后，农民被迫大幅度离开，到了大城市。土地私有化彻底的国家，城市里50%-60%的人是住在贫民窟里。一旦风吹草动，危机来了，这个地方没有工作了，他又回到农村，但是地主不同意，所以地主等着快枪队和农民对抗，有一年打死70多人。所以，阿根廷的念念不忘地要开始第二次土地革命，但当然不成功。阿根廷曾经是几十年前的强国，现在是三流国家，因为走错了城市化道路。这些教训是非常深刻的。
再回到我们国家历史，我们国家恰恰是土地私有化最早主先国，因为在欧洲这些土地私有化的国家是在中世纪以后才开始土地私有化，中世纪以前是属于神权、皇权所有，所以，农民是没有土地的。我们的土地私有化在西周就有了，博物馆有个展示牌，是西周末年的，里面有360个铭文，写的是西周的土地买卖。我们是土地私有化最早的国家，土地私有化以后，每个朝代最终都被土地兼并，被大地主所有，农民在兵荒马乱时拥兵而起，推翻朝廷。清朝的时候井田制，再土地兼并再进行朝代更迭。我们国家历史上土地私有化经验教训是最深刻的。所以，土地是什么？不仅是财富之母，而且是生态之机，更重要的是公平之底板。这是人类的历史告诉我们的。
我们房地产税的设计就不能完全按照西方土地私有制的模式下设计的，在土地公有制情况下怎么样设计房地产税，这是长效机制很重要的一方面。这个房地产税，我自己认为，最重要的是消费税，因为消费税是针对一小搓投机者，立竿见影。华人到欧洲、意大利买房子，第一套房子免税，第二套房子14%的消费税，第三套28%的消费税，第四套48%的消费税，它是累进的，你买好了，我消费税收你的。
第二是转让税，因为房子的增值是公用品的渗透，是增值的，北大边上的房子就比山沟里的房子贵，是因为北大公用产品渗透，这应该收归国有。
日本土地房地产转让税最高可以达到70%。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也有个逐步递减，你炒房炒什么？北欧国家还出现第三个税——空置税，因为房子空置是种浪费，通过空置税把你逼出来。
最后是物业税，这个物业税可以和财产税合并，这个物业税能不能和房子50年、70年到期以后我每年付来结合，很多问题值研究。应该有个更有利于控制炒房，但是也和我们土地公有制结合的东西，得符合中国国情这点非常重要。中国国情就是，我们不是拥有永久产权，买土地的时候这50年、70年契约关系已经确定了。所以，中国国情，许多二手房已经30年了，买了还是按照完全产权买的。这是很不一样的国情。
这一点上，我们在十年前一个讨论会上就研讨，中国的经济学家认为，最佳的城市规模100万人左右，但德国的专家马上站起来说我们认为，最佳的城市规模是20万，因为我们2、3万个城市很多，最多20万人；意大利经济学家说15万就够了。这和你产业专业程度，城市的特点，与中心城市互补的关系等一切都有关系，城市的规模是在城市群中间你的定位，你的适应度、合理性有关。
我们把这些去掉，单独谈城市规模来谈城市是没有道理的。所以，很多人说大城市人均多少，人均产值，人均创新，人均税收。这是合成谬误。这种合成谬误放到世界来看，凡是经济可持续的都是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凡是不可持续的都是大城市那么几个，把一个国家的人口集中。这就是历史。长三角的城市发展比京津冀就好得多。京津冀不行，没有二级城市。我在杭州当市长的时候，杭州可以和上海某些方面进行PK，也有资源往上海去，上海也有资源往杭州来，是一种PK竞合的关系，但在京津冀没有竞合关系。
河北有一位老先生告诉我，我们河北苦啊，发展绿色产业、高新技术产业，一产生就被北京海绵一样吸走了，我们必须要做海绵，培养北京、天津吸收不了的产业，那就是水泥、钢筋、焦炭，它没有竞合能力。我这儿三级城市和杭州也是竞合关系，甚至小城市和县城也是竞合关系。这就是大中小城市，京津冀的问题是大中小城市不能协调发展，大城市一城独大，我们还要接受这个一城独大的模式？这些问题都是误区。
反过来讲，三四线城市积压那么严重，我认为三四线城市去库存是长期艰巨的任务，不仅是在房地产上下功夫，而且要解决人们为什么不住在三四线城市跑到北京大城市里来。我们做过个1000人的规划师调查，为什么你从小城市跑出来？他说第一，小孩子教育；第二，老年人的医疗；第三，年轻人的就业。这是三个最主要的目标。
亚里士多德两千多年前说过，人们为什么聚集在城市里，因为城市生活更美好。两千年以后我们问一句，人们为什么不住三四线城市，而住三四线城市，因为三四线城市不美好，不美好我们就改正，不改正你说去库存，那是隔靴搔痒。怎么改正？浙江、上海就有这个经验，他说你是三甲医院，上海26家三甲医院，每个三甲医院必须到镇里承包三个镇卫生院，把它转变为你三甲医院的分院。你是名校，上海师大的附中，必须要到镇里，承包两个镇里的小学、初中变为上海师大附中的分校。结果退休的老教师、老医生统统都动员回来，统统派到下面，还是骨干。两年时间，脑外科手术都在浙江办，浙江人到上海去看病到镇上看，镇上的房子变学区房。三四线城市按照钱学森讲的，就是山水城市。所以，中国人的城市最高境界是“山水城市”，是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的小城镇。小城镇是理想的家居，纵情山水，诗意居住的理想场所。但我们在公共品的投资上老是盯着房子，实际上功夫在师外，我们忘了这个公共品。
波士顿最贵的房子是什么？边上的小镇，是有一个名校，宋美龄、宋庆龄在那里读书的，所以那儿的房子最贵。我们都忘记了这些东西，忘记了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的告诫。
所以，我们把这些东西加以考虑，避开这四种不符合国情的误导，我们的长效机制的设计，才能和中国人的现状，中国人的爱好，中国的城镇健康发展才能匹配。
当我们看到，今天中国土地财政严重依赖时就不得不从它的形成基因上去寻求答案。当地方政府取得收费的权力被抑制之后，再怎么维持自己干事的钱的来源，于是就有了卖地。上世纪末期2000年就开始，一直持续到今天，就是所谓土地财政，依靠卖地的收入来弥补地方政府收入的差距现象在全国就普遍兴起了。本文为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高培勇12月23日在“中国城市百人论坛秋冬论坛”上的发言。
最近，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房地产发展思路之后，各方关于房地产研究的声音大都指向于我的研究领域——财税。比如供给一方问题时，说房地产之所以没有能够健康发展，是因为地方政府对于土地财政的严重依赖；当讲到需求一侧时，说之所以房价持续高涨，是因为房地产处在零税成本保有状态。这两个方面就不得不让我们从专业角度对此进行相对比较系统的分析。我想接着仇部长刚才的话，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房地产稳健发展的长效机制”，涉及到刚才说的两个财税议题发表点看法。
先说供给方，既然更多的人都认为，土地财政是房地产没有能实现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就要问土地财政这种严重的依赖是怎么形成的？建国之后，一直到改革开放这段时间，一直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财政管理体制。历史上看，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一直是按照一家人的思维来构建的，按照中央政府的角度来说，地方政府基本就是自己的儿子，往下面就是孙子。儿子、孙子的收收支支，做父辈的是要管起来的。
在计划经济年代，如果这套办法能行得通的话，改革开放之后就有所松动。松动开始有几个方面的进展，先是给地方政府送了一点口子，让他们有自收自支的一些空间，到最后就完全大撒把，搞了一个承包制的办法。那时候叫财政大包干，到1994年之前，在地方就变成这样一句话，“交足中央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这时候包干包的是绝对数，北京上交给中央300亿，剩下不管多少就北京自己来处置。
但这种机制在后来造成一种结果是“若干强制”，中央政府的财力减少了，地方政府的财力变得强大了，那时候中央政府的号令就不像过去那样灵了，因而就搞了一个分税制。1994年实行分税制之后，曾经有一段时间，中央地方的关系还算比以往有所进步。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因为1994年分税制改革，主要关注的是解决中央宏观调控能力问题，而没有分出相同的精力解决地方财政收支平衡问题。所以，很快就会发现，地方政府作为的空间相对少，自己过自己日子的空间相对少。于是，就出现一种情形，先是搞乱收费，1994-1998年这段期间，中国政府收入格局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到总理主政国务院时，他举行第一次记者会提出中国政府收入格局是“费大于税”的格局。虽然这是夸张的说法，我们考察过，收费比例大约49%左右，没有大于税收的地步。但不管怎么样，这反映了一种情况，收费在当时的中国处于非规范化的状态，而收税变成一种规范性的状态。就是非规范性收入和规范性收入并存当然就扰乱了市场经济的秩序。所以，1998年，朱总理做的第一件事儿，在这个领域就实行费改税的改革。
费改税后来拓展为税费改革，其结果是对地方政府的税费严加控制，以至于在农村出现一个清单，除了清单上的收费你可以交，除此之外的收费你可以说不。但是，当地方政府取得收费的权力被抑制之后，再怎么维持自己干事的钱的来源，于是就有了卖地。上世纪末期2000年就开始，一直持续到今天，就是所谓土地财政，依靠卖地的收入来弥补地方政府收入的差距现象在全国就普遍兴起了。
当我们看到，今天中国土地财政严重依赖时就不得不从它的形成基因上去寻求答案。要让地方政府取得对土地财政的依赖，根源恐怕还在于财政体制的重新构建上。我总是这样认为，中国那么。